下一個十年

巴塞隆納的陽光很瘋狂。 趁著開學前空檔加上終日想逃離缺乏溫暖日照的霉氣，在此感謝母親大人的批准，讓我一人獨自飛到了最愛的西班牙，在緊鄰地中海的巴賽隆納降落。這裡沒有羅琳 筆下催狂魔的寒氣，鐵製座椅不再像顆大冰塊；冬陽斜射打在我的牛仔褲和converse上，無疑是我最懷念的味道，是我們台灣人最需要的溫暖問候。 巴塞隆納的時間很瘋狂。 曾經在馬德里體驗到西班牙人三點吃午餐九點吃晚餐的作息時間，這次在巴塞隆納還看到晚上十點半才開演的約翰史特勞斯音樂會節目表。當生活起居比我們延後二至三小時，對當地人凌晨兩點才要去clubbing就不感到吃驚了(不過聽到時我真的頭一歪，愣了一下)。 巴塞隆納的hostel很瘋狂。 出發前在 hostelbooker 找 到一家地理位置佳、有備酒吧、沒有門禁(相對而言會相當吵鬧)的Kabul Hostel。由於是一個人旅行，有方便認識朋友的酒吧是再好不過的，於是我訂了個有八人床房間的一張床位。 房間只有我一個亞洲人，睡覺前碰不到什麼室友，只有起床後才看得到他們酣然入夢的模樣。第二天終於被我碰到一個來自加州的美國佬，他說在蘇格蘭吹了一星期 冷風後，想也沒想就決定下一站要殺來巴塞隆納找太陽。還有睡我隔壁床和隔壁床的隔壁的西班牙人，稍微跟他們講了簡單的西文，但因為作息時間太不一樣了，前 天說完明天見後，我還是只能早上起床後掂起腳尖不吵到笑容靦腆的他們。 青年旅館人很多，和誰同一間寢室、和誰一起喝喝小酒聊些言不及義的話題，不開口打招呼的話你不會知道，開口打招呼後也要靠緣分來決定你們的友誼。比如在墨 爾本念建築的澳洲人，吃早餐時聊得很來，互相說了see you tonight之後卻再也沒有碰到面；或是前一晚上認識的韓國人，因為行程一樣於是約好隔天一起旅行。還有在ptt 認識的布拉格-台灣交換學生，沒有他們我可能就不會嘗試這家以瘋狂聞名的hostel了(到底是怎樣的瘋狂，我想住過hostel的都略知一二啦)。 還有巴塞隆納的火車更是亂七八糟到害我差點趕不上飛機，還有精力旺盛飛來撞人的鴿子，以及現代主義建築表達出的活力和被海風吹得東倒西歪的庭院咖啡椅。這 座被高第點綴的的城市裡每樣東西都失控得很有緣由，超級適合喜歡天馬行空到處幻想的旅行者。不知道是地中海吹來的喜悅引發高第、達利、畢卡索等人的無限創 意抑或是藝術家打造巴塞隆納後營造...

2009的第一個月，被二戰納粹主義給包圍著。 月初看了BBC拍攝的「安妮的日記」( The Diary of Anne Frank )，也看了同時段BBC製作的一部紀錄片 The Secret Diary of the Holocaus ， 是大戰過後60年才被發現的另一本日記，出自波蘭籍猶太小女孩的手筆，翻譯上市後，她被稱為「波蘭的安妮」。這學期電影課老師也將用「辛德勒的名單」來開場，我的哭點在高中看這部片時就已經被徹底引爆，現在聽到帕爾曼的小提琴電影配樂時，還是要忍住不去回想黑白影像帶出的哀傷。 昨天和朋友去看了凱特溫絲蕾主演的 The Reader (中文譯名是「為愛朗讀」)，又是一個環繞在納粹主題之下蔓延的生存糾葛。 這是講二戰後的德國，正值青春期的15歲少年和30歲出頭的她，之間的感情、性、施捨與愁離的故事。原作小說作者Bernhard Schlink本身是職業律師，寫過很多推理小說，這本的觸角深入到恥辱的納粹過往與個人情感交織出的層面，欲表達德國戰前戰後世代交替下的衝突。 少年出生於威權的教育世家背景，偶然的機會下邂逅了比他年長多歲的她。她愛他的身體，她主導自己的感情。他也愛她的身體，順從她的主控，更喜歡他為她閱讀時，她難得露出的情人的依偎。 她的不告而別對他造成的傷痛，在日後一次少年見習戰爭犯的審判中擴大了更深的掙扎。她以被告身分的背影出現，以顫抖無助的聲音背負下了納粹秘密檔案之下的罪名。少年只能坐在旁觀席，一人承受初戀情人成為眾矢之地的宣判。 重回集中營現場想要尋找什麼的少年，在瓦斯室裡，留著德國純正血統的他，想的是什麼，能做的又是什麼。他掌握住她被他人陷害的證據，但身邊堆疊的人骨只繼續喚醒著說，她是納粹的人。他與她的交合，他對她的眷戀，怎樣才是公理與正義，秘密之下的秘密令他不得而知。 少年找到方法繼續為她閱讀，直至三十年後他們再次相遇，時過境遷，剩下的只是無限悲哀告解後，最後奢求的原諒。 朋友在我身邊哭了起來，我們默默地走出電影院大門。電影最後保留原作的涵義，就像預告片裡，已經成為父親的少年對著自己的女兒說出耐人尋味的話，「How wrong can you be? 」來將影響自己一生的故事，留給下一代來回憶。 備註：BBC的安妮還剩下幾天可以線上收看，大家可以聽聽比The Reader更原汁原味的英國腔。

我很喜歡車站裡面的小餐車。歐洲有很多在車站裡設櫃的小餐車，賣的是咖啡、茶、果汁等飲料，加上小包的洋芋片或隨手抓的糕點。在英國可能只看得到經過加工的餅乾，在法國就有可頌和其他的麵包可以選擇。 小餐車看起來就像設計精細的玩具屋，擺放在車站中間偏旁邊一點的地方。然後在收銀機和咖啡機中間狹窄長條走道上，放入一個戴上帽子圍著圍裙的人偶。 那台咖啡機肯定比收銀機裡的現金還值錢，因為收銀機裡面有時候連找客人的零錢都沒有。從萊小鎮要去機場的那天清晨，我在小餐車買了杯熱茶，中國人店員因為沒錢找開，小心地把熱茶遞給我後小聲地說，沒關係，我不收你錢。 我因為要趕火車，只能瞪大著眼睛說了聲謝謝，來不及記住他長相就往月台跑去。 後來我才發現，小餐車通常是不愛收大鈔的，可能就是方便路人經過有點散錢時，來買杯熱飲喝的設計。就像在台灣我們不會掏出一千元去買一杯珍奶那樣。只有我這種不懂人家規矩的「老外」，還想買一杯咖啡藉機把錢找開的。 另一次和小餐車店員有頻繁的對談，是在巴黎凡爾賽宮那個車站，儘管我們很明顯地溝通不良。 因為坐錯車加上肚子餓的關係（或是因為肚子餓所以坐錯車），到了車站看到小餐車，人就飄了過去要買可頌吃。而當我走出車站要戴手套時發現，手上只有可頌，在義大利買的皮製手套不知道跑哪去了。 應該是留在收銀桌上吧！我立刻跑回去，焦急地問小餐車裡的法國捲毛人「Did you see my gloves?」。聽不太懂英文的他也很努力地在窄小的空間裡東翻西找，後來我手裡被他塞了一個紙杯。 紙杯? 我發音一向沒什麼大問題，我想他是聽成cups了。 我收回傻住的眼神，攤開被凍住的雙手，沿著五根手指頭嘗試憑空畫出手套的模樣。捲毛恍然大悟後，卻露出無能為力的表情搖著頭，我也只好擠出微笑走掉。 當我開始可憐沒有手套的自己等一下會在凡爾賽宮的華麗背景下上演小女孩受凍的故事時，我回想起出票閘拿車票的手是有戴手套的。所以推斷，手套一定是在車站某個角落！ 不死心的我又跑回去一次，在捲毛面前展開地毯式搜尋，果然發現手套躺在地上，被小餐車的木輪子給擋住了。 我用那愛憐的眼神把小手套從冰冷的地板上拿了起來，捧著告訴她我們要回家了。然後再用最最最燦爛的招牌笑容，跟捲毛展示害我心急如焚的寶貝。在空曠的凡爾賽宮車站，捲毛差點沒弄垮玩具屋想要來跟我個團圓大擁抱。 我想這...

來英國前我在台大附近的小書店裡買了一個印著「台灣」字樣還有蕃薯地圖的護照套，色澤和質感就跟真的護照封面一樣，我常常就這樣拿它進出小機場。那天從荷蘭飛回英國時，我看著胖海關翻著我的護照然後開始和同事交頭接耳，雖然是聽不懂的荷蘭文，但大意上就是在討論Taiwan是不是個province(我只聽得懂這兩個字)。最後兩個人一起聳聳肩，胖海關在我的護照上蓋了章後，微笑著祝我旅途愉快。 胖海關不知道的是，一個禮拜前這本護照的持有人也在從法國開往荷蘭的火車上，因為Taiwan-province?的話題，對著旁邊的新朋友，聳了個肩。 那天上車後，一個亞洲男生熱心地幫我放置行李後，很主動地換了位置在我旁邊坐下聊起天來。他說他是留法的中國學生。可能因為我喜歡和不同國籍/種族的人做朋友，所以認識我的中國同學常常會對我說，我好像不像其他台灣人（尤其是台北人）那樣高傲、不跟他們打交道。我也沒有刻意假裝我是政治中立，甚至他們有些人是知道我的政治色彩的。所以坐我旁邊這位初次見面的朋友，竟然也不怕挑起我的情緒，大膽地問我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看法。 我們接下來又互相客觀分析了兩岸關係，其實慢慢講大家都知道對方怎麼想，尤其是那種在國外待三五年的中國人，在他們身上其實看不太到什麼偏激的論調。只要你尊重我，我尊重你，意見不合至少也是種交流。他們正引領盼望著經濟起飛帶來的發展，但他們不解的是民主、人權、言論自由等這些概念，因為這些名詞得由我們來解釋。 「就像你給我自由和麵包，我最後還是會選擇可以自由呼吸、自由說話的權利。」我對他聳了個肩。 吃完了餐車上賣的麵包，我也就要在標榜自由的國度下車（就算當天沒有麵包吃，我還是會投奔自由XD）。在人們自我約束的前提下，自由就這樣混合在阿姆斯特丹的電車鈴噹聲與大麻味裡，像空氣一樣看不到抓不著。就在這個跟台灣面積等大的國家裡，我想著荷蘭人在台南留下的影子，南台灣的淳樸，台灣人的純真。我們是在這樣的搖籃裡長大。 新朋友還是熱情地給了我個法式擁抱，我知道我們是可以當朋友的，就算只是一面之緣，我相信他會記得火車上這麼一個留英的台灣學生。

在車上聽著iPod裡梁靜茹的舊歌，「我們都需要勇氣，去相信會在一起。」 在感情裡我很膽小，沒什麼勇氣，不容易相信愛情的持久度。但是花這半個月的時間在不同氛圍的國家內遊走、藉由與新舊朋友之間新鮮與熟悉交錯的對話，世界好大我們好小的對比便突顯了許多。於是漸漸地我有種，小，也要小得很勇敢的覺悟。也許勇氣就是這樣來的。 從荷蘭回到倫敦Stansted機場是晚上八點多，因為飛機延遲了半小時害我沒趕上最後一班回萊斯特的火車。客運要午夜發車，到萊斯特大概是清晨四點，非常不吸引人(我已經不是可以在夜行巴士上要睡不睡的青壯女了XD)。心裡頭咒念了一下「What the Fxxx」馬上打電話向倫敦的朋友求救。R回韓國找女朋友了應該還沒回來，手機轉語音信箱。L也是跟男朋友在一起，實在不好意思去當電燈泡。幸運的是還有剛從聖彼得堡旅行回來的E，還好她到家了。 所以我在倫敦又繼續未完成的寄宿之旅，一切都比一個人在巴黎來得刺激。星期天晚上的地鐵沒什麼人，要從東邊近郊坐地鐵穿越city往西到二區，心裡有點毛毛的，腦中浮現出電影裡常出現的地鐵車廂擄人勒贖案件。還好每一節車廂都裝有CCTV(監視器)，至少不會死得不明不白。 就當我鬆一口氣後，門一開一個狀似來自東歐、穿著不甚體面、鼻樑似乎被打歪過的男子直接往我對面坐下說，「Do you speak English?」 很多話真的是看場合來回應，比方說在台灣的話，我會很熱心地用英文來幫助迷路的外國朋友。但是這句話在歐洲經過吉卜塞人的加味後，如同瘟疫一般讓我能躲就躲。她們在很多觀光景點出沒，知道你說英文後就秀出英文的紙卡說明她們沒有錢回家，期望取得旁人的同情拿到一點小錢。所以這幾天練就一身「蛤你說什麼我聽不懂」的工夫。不過有些情況下他們直接來狠的，像在羅馬的時候我只是路過一個女人身旁，就被她拉住手臂。我繼續行走了十幾秒後才從她的魔掌中掙脫出來。 於是我本能地對著東歐男子搖頭(後來才覺得自己演技很爛，聽不懂怎麼知道要搖頭)，那一瞬間我真的很怕他跟羅馬女人一樣直接強拉我的手。還好他只是摸摸鼻子走開，往車廂另一頭走去了。後來聽到他和黑人的對話，原來真的只是個問路的，稍稍有點覺得對不起呢，不過還是自身安全要緊對吧。 出了地鐵站沿路看指標終於找到E的家，兩人喝著熱茶聊著天才知道她這次是一個人去聖彼得堡旅行的。這次在羅馬和巴黎的Ho...

1989年，第一次坐飛機，澎湖。 看著電視轉播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天安門事件。 1990年，第一次出國，香港。 那時香港還沒回歸，那邊的人都不說普通話。 1991年，第二次出國，西歐七國。 柏林圍牆倒塌不到一年，我安靜地跟著大人的路線，在荷蘭安妮之家看著他們躲匿德軍的小密室。 買了一本猶太人的書，裡頭有瓦斯毒氣室的照片，還有人骨頭。 但是我要說的不是國家與民族間的歷史情仇，而是回頭找起自己在歐洲的小小根源點。 我在法蘭克福淘氣地模仿著汽車工業指標的巨型雕塑，嘻笑著漢堡這個城市名，看著橋上的畫家親筆簽下描繪黑森林的畫作。法國里昂的隆河對我來說像多瑙河一樣的閃亮。我們跟著英國奶奶去墓園看她先生，有十字架有小松鼠還有擺上墓碑的一束小黃菊，媽媽拍著奶奶的肩。從瑞士不知道哪一個車站看著阿爾卑斯山上的雪，荷蘭的房子很七彩，比利時的人很高，盧森堡…忘了。還有外婆遇到黑頭髮的人就狂問「你從哪裡來」還有和講七國語言的夜舖火車車長合照的相片。 所以我對歐洲的印象遠比日本啊米國都還來得早，這也是我沒有什麼特別原因(或是說這是唯一的原因)不在日本不在米國就是要在歐洲唸我的碩士。兒時印象的西歐真的很美，長大一點後西班牙給我的情熱和在北歐找聖誕老公公的感覺也都還是那麼真實。 2008年，第一次的義大利，羅馬。 蘇興奮地打來說她的心已經先飛去了，害我忙著打報告的思緒不自覺切換到了網誌模式。我看著貼在牆上的Audrey，想到她在真理之口面前的蠢樣，開始幻想兩個有種沒膽的女人飆著速克達在小巷弄穿梭著。途中義大利男士們像我們說了早安，乾脆順道載我們一程。哈哈扯遠了。 第一次的羅馬假期，這次是真的要從大人的視角望向歐洲了，肯定比小時候的感觸來得繁複許多。這次除了是繼續在護照上蓋上出入境章，也要彌補小時候不愛寫旅遊日記的遺憾，希望我能好好的記錄出歐洲的另一種，大人的美。

我很喜歡萊小鎮的秋天。去買菜的路上有許多的野花小草，可以看到藍的紅的小野莓，好像自己在一個遠離歐洲中心的村落，雖然轉了個彎馬上出現斑馬線與紅綠燈，還有來往的車輛。這裡的秋天有滿地的那種日本人會搶著去東北看的楓葉，滿滿地鋪在我踏出宿舍到學校大樓的University Road上，踩起來啪噠啪噠的令人想轉起圈來，背景音樂就指定為蕭邦的華麗的大圓舞曲。這裡的秋天天氣還算溫暖，於是連小狐狸也常出來散步。那天運氣真的很好，有捕捉到小狐狸吃小果子的畫面。 現在是這裡的初冬，吃完晚飯從廚房窗戶看出去，樹葉上會有發亮的小冰晶，我都會想到施華洛世奇的水晶耳環。夜晚會進入零度，早上至少要保留四十五分鐘的賴床時間。來到這裡三個月，很幸運地沒碰上太多場英國經典的濕雨天，也許有時是陰陰的，不過出太陽的機會還是很多。雲動得很快會有一種天空好近的錯覺，四五點太陽和月亮交接後，又有一種月亮比台灣大很多的錯覺。因為沒有光害所以月光很清澈，只不過沒看過什麼星星。最近都看不到小狐狸了，不過別棟宿舍的同學說晚上開始會聽到奇怪的動物叫聲。 小狐狸消失後，我倒是最近常用這裡下午的時間出現在網路上和時差八九個小時的朋友聯繫。msn上日本友人問我畢業後的打算，他說低靡的日本就業市場讓畢業生面臨許多難題。我說我的case比較特別，請他不要擔心。 他說我真是過度樂觀。 我想萊小鎮的安逸除了讓我對倫敦絡繹不絕的人潮及城市的髒空氣產生了莫名的反感之外(明明我就是個在都市長大的孩子)，無形中也塑造我「人生苦短莫虛強求」的第二人生觀(但是其實我不喜歡苦這個字)。於是我在這裡成了樂天家(日文)，去學校的時候和同學在cafe喝著熱巧克力想著聖誕節，在家的時候和室友花了兩個多小時的時間吃晚餐，聊著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事。因為不需要趕著搭車什麼的，時間也不再被分割得零零碎碎。而因為時間表的允許，所以我和艾莉打算聖誕節後就去非營利組織裡當當義工。我明顯感受到小鎮的我與東京的我之間的差距，我不用在電車上爭取一分一秒唸書的時間，我可以在這裡寫作業寫到悶時去幫社會做點有意義的事。 當然我也很訝異自己可以和這個小鎮一拍即合(因為無從找出任何關於這裡的背景介紹)。我在這裡似乎和疲憊不堪的外界斷了聯繫，過著不切實際但卻適合我的生活。反正也就這麼一年，人生才幾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