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十年

巴塞隆納的陽光很瘋狂。 趁著開學前空檔加上終日想逃離缺乏溫暖日照的霉氣，在此感謝母親大人的批准，讓我一人獨自飛到了最愛的西班牙，在緊鄰地中海的巴賽隆納降落。這裡沒有羅琳 筆下催狂魔的寒氣，鐵製座椅不再像顆大冰塊；冬陽斜射打在我的牛仔褲和converse上，無疑是我最懷念的味道，是我們台灣人最需要的溫暖問候。 巴塞隆納的時間很瘋狂。 曾經在馬德里體驗到西班牙人三點吃午餐九點吃晚餐的作息時間，這次在巴塞隆納還看到晚上十點半才開演的約翰史特勞斯音樂會節目表。當生活起居比我們延後二至三小時，對當地人凌晨兩點才要去clubbing就不感到吃驚了(不過聽到時我真的頭一歪，愣了一下)。 巴塞隆納的hostel很瘋狂。 出發前在 hostelbooker 找 到一家地理位置佳、有備酒吧、沒有門禁(相對而言會相當吵鬧)的Kabul Hostel。由於是一個人旅行，有方便認識朋友的酒吧是再好不過的，於是我訂了個有八人床房間的一張床位。 房間只有我一個亞洲人，睡覺前碰不到什麼室友，只有起床後才看得到他們酣然入夢的模樣。第二天終於被我碰到一個來自加州的美國佬，他說在蘇格蘭吹了一星期 冷風後，想也沒想就決定下一站要殺來巴塞隆納找太陽。還有睡我隔壁床和隔壁床的隔壁的西班牙人，稍微跟他們講了簡單的西文，但因為作息時間太不一樣了，前 天說完明天見後，我還是只能早上起床後掂起腳尖不吵到笑容靦腆的他們。 青年旅館人很多，和誰同一間寢室、和誰一起喝喝小酒聊些言不及義的話題，不開口打招呼的話你不會知道，開口打招呼後也要靠緣分來決定你們的友誼。比如在墨 爾本念建築的澳洲人，吃早餐時聊得很來，互相說了see you tonight之後卻再也沒有碰到面；或是前一晚上認識的韓國人，因為行程一樣於是約好隔天一起旅行。還有在ptt 認識的布拉格-台灣交換學生，沒有他們我可能就不會嘗試這家以瘋狂聞名的hostel了(到底是怎樣的瘋狂，我想住過hostel的都略知一二啦)。 還有巴塞隆納的火車更是亂七八糟到害我差點趕不上飛機，還有精力旺盛飛來撞人的鴿子，以及現代主義建築表達出的活力和被海風吹得東倒西歪的庭院咖啡椅。這 座被高第點綴的的城市裡每樣東西都失控得很有緣由，超級適合喜歡天馬行空到處幻想的旅行者。不知道是地中海吹來的喜悅引發高第、達利、畢卡索等人的無限創 意抑或是藝術家打造巴塞隆納後營造

2009的第一個月，被二戰納粹主義給包圍著。 月初看了BBC拍攝的「安妮的日記」( The Diary of Anne Frank )，也看了同時段BBC製作的一部紀錄片 The Secret Diary of the Holocaus ， 是大戰過後60年才被發現的另一本日記，出自波蘭籍猶太小女孩的手筆，翻譯上市後，她被稱為「波蘭的安妮」。這學期電影課老師也將用「辛德勒的名單」來開場，我的哭點在高中看這部片時就已經被徹底引爆，現在聽到帕爾曼的小提琴電影配樂時，還是要忍住不去回想黑白影像帶出的哀傷。 昨天和朋友去看了凱特溫絲蕾主演的 The Reader (中文譯名是「為愛朗讀」)，又是一個環繞在納粹主題之下蔓延的生存糾葛。 這是講二戰後的德國，正值青春期的15歲少年和30歲出頭的她，之間的感情、性、施捨與愁離的故事。原作小說作者Bernhard Schlink本身是職業律師，寫過很多推理小說，這本的觸角深入到恥辱的納粹過往與個人情感交織出的層面，欲表達德國戰前戰後世代交替下的衝突。 少年出生於威權的教育世家背景，偶然的機會下邂逅了比他年長多歲的她。她愛他的身體，她主導自己的感情。他也愛她的身體，順從她的主控，更喜歡他為她閱讀時，她難得露出的情人的依偎。 她的不告而別對他造成的傷痛，在日後一次少年見習戰爭犯的審判中擴大了更深的掙扎。她以被告身分的背影出現，以顫抖無助的聲音背負下了納粹秘密檔案之下的罪名。少年只能坐在旁觀席，一人承受初戀情人成為眾矢之地的宣判。 重回集中營現場想要尋找什麼的少年，在瓦斯室裡，留著德國純正血統的他，想的是什麼，能做的又是什麼。他掌握住她被他人陷害的證據，但身邊堆疊的人骨只繼續喚醒著說，她是納粹的人。他與她的交合，他對她的眷戀，怎樣才是公理與正義，秘密之下的秘密令他不得而知。 少年找到方法繼續為她閱讀，直至三十年後他們再次相遇，時過境遷，剩下的只是無限悲哀告解後，最後奢求的原諒。 朋友在我身邊哭了起來，我們默默地走出電影院大門。電影最後保留原作的涵義，就像預告片裡，已經成為父親的少年對著自己的女兒說出耐人尋味的話，「How wrong can you be? 」來將影響自己一生的故事，留給下一代來回憶。 備註：BBC的安妮還剩下幾天可以線上收看，大家可以聽聽比The Reader更原汁原味的英國腔。

我很喜歡車站裡面的小餐車。歐洲有很多在車站裡設櫃的小餐車，賣的是咖啡、茶、果汁等飲料，加上小包的洋芋片或隨手抓的糕點。在英國可能只看得到經過加工的餅乾，在法國就有可頌和其他的麵包可以選擇。 小餐車看起來就像設計精細的玩具屋，擺放在車站中間偏旁邊一點的地方。然後在收銀機和咖啡機中間狹窄長條走道上，放入一個戴上帽子圍著圍裙的人偶。 那台咖啡機肯定比收銀機裡的現金還值錢，因為收銀機裡面有時候連找客人的零錢都沒有。從萊小鎮要去機場的那天清晨，我在小餐車買了杯熱茶，中國人店員因為沒錢找開，小心地把熱茶遞給我後小聲地說，沒關係，我不收你錢。 我因為要趕火車，只能瞪大著眼睛說了聲謝謝，來不及記住他長相就往月台跑去。 後來我才發現，小餐車通常是不愛收大鈔的，可能就是方便路人經過有點散錢時，來買杯熱飲喝的設計。就像在台灣我們不會掏出一千元去買一杯珍奶那樣。只有我這種不懂人家規矩的「老外」，還想買一杯咖啡藉機把錢找開的。 另一次和小餐車店員有頻繁的對談，是在巴黎凡爾賽宮那個車站，儘管我們很明顯地溝通不良。 因為坐錯車加上肚子餓的關係（或是因為肚子餓所以坐錯車），到了車站看到小餐車，人就飄了過去要買可頌吃。而當我走出車站要戴手套時發現，手上只有可頌，在義大利買的皮製手套不知道跑哪去了。 應該是留在收銀桌上吧！我立刻跑回去，焦急地問小餐車裡的法國捲毛人「Did you see my gloves?」。聽不太懂英文的他也很努力地在窄小的空間裡東翻西找，後來我手裡被他塞了一個紙杯。 紙杯? 我發音一向沒什麼大問題，我想他是聽成cups了。 我收回傻住的眼神，攤開被凍住的雙手，沿著五根手指頭嘗試憑空畫出手套的模樣。捲毛恍然大悟後，卻露出無能為力的表情搖著頭，我也只好擠出微笑走掉。 當我開始可憐沒有手套的自己等一下會在凡爾賽宮的華麗背景下上演小女孩受凍的故事時，我回想起出票閘拿車票的手是有戴手套的。所以推斷，手套一定是在車站某個角落！ 不死心的我又跑回去一次，在捲毛面前展開地毯式搜尋，果然發現手套躺在地上，被小餐車的木輪子給擋住了。 我用那愛憐的眼神把小手套從冰冷的地板上拿了起來，捧著告訴她我們要回家了。然後再用最最最燦爛的招牌笑容，跟捲毛展示害我心急如焚的寶貝。在空曠的凡爾賽宮車站，捲毛差點沒弄垮玩具屋想要來跟我個團圓大擁抱。 我想這

來英國前我在台大附近的小書店裡買了一個印著「台灣」字樣還有蕃薯地圖的護照套，色澤和質感就跟真的護照封面一樣，我常常就這樣拿它進出小機場。那天從荷蘭飛回英國時，我看著胖海關翻著我的護照然後開始和同事交頭接耳，雖然是聽不懂的荷蘭文，但大意上就是在討論Taiwan是不是個province(我只聽得懂這兩個字)。最後兩個人一起聳聳肩，胖海關在我的護照上蓋了章後，微笑著祝我旅途愉快。 胖海關不知道的是，一個禮拜前這本護照的持有人也在從法國開往荷蘭的火車上，因為Taiwan-province?的話題，對著旁邊的新朋友，聳了個肩。 那天上車後，一個亞洲男生熱心地幫我放置行李後，很主動地換了位置在我旁邊坐下聊起天來。他說他是留法的中國學生。可能因為我喜歡和不同國籍/種族的人做朋友，所以認識我的中國同學常常會對我說，我好像不像其他台灣人（尤其是台北人）那樣高傲、不跟他們打交道。我也沒有刻意假裝我是政治中立，甚至他們有些人是知道我的政治色彩的。所以坐我旁邊這位初次見面的朋友，竟然也不怕挑起我的情緒，大膽地問我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看法。 我們接下來又互相客觀分析了兩岸關係，其實慢慢講大家都知道對方怎麼想，尤其是那種在國外待三五年的中國人，在他們身上其實看不太到什麼偏激的論調。只要你尊重我，我尊重你，意見不合至少也是種交流。他們正引領盼望著經濟起飛帶來的發展，但他們不解的是民主、人權、言論自由等這些概念，因為這些名詞得由我們來解釋。 「就像你給我自由和麵包，我最後還是會選擇可以自由呼吸、自由說話的權利。」我對他聳了個肩。 吃完了餐車上賣的麵包，我也就要在標榜自由的國度下車（就算當天沒有麵包吃，我還是會投奔自由XD）。在人們自我約束的前提下，自由就這樣混合在阿姆斯特丹的電車鈴噹聲與大麻味裡，像空氣一樣看不到抓不著。就在這個跟台灣面積等大的國家裡，我想著荷蘭人在台南留下的影子，南台灣的淳樸，台灣人的純真。我們是在這樣的搖籃裡長大。 新朋友還是熱情地給了我個法式擁抱，我知道我們是可以當朋友的，就算只是一面之緣，我相信他會記得火車上這麼一個留英的台灣學生。